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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一言

人类对于祖先和文明起源的追寻，由来已久。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，中华文明的起源、形成、发展及其形态、机制、特质研究，备受关注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由于缺乏系统资料，一些人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态度，甚至否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的存在。

还原历史真相、回击质疑否定，需要从考古发掘中获得新资料、从科学研究中找到新证据。自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，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，大量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进入21世纪，中国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，将考古发掘、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，综合把握物质、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，不断拓展、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知，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，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依据。

关于“文明”的认识

文明起源研究，要从对“文明”概念的理解开始。

“文明”一词具有多种释义，与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直接相关的有两种：一是指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；二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形态，从此在国家的组织架构下展开历史进程。

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（Lewis Henry Morgan）在《古代社会》（1877）一书中，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，即蒙昧社会——野蛮社会——文明社会，对人类文明进化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。

恩格斯（Friedrich Engels）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（1884）中，提出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这一著名论断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。国家有两个标志，一是“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”，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；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“公共权力的设立”，即建立在阶级分化基础之上的“王权”。

商代 后母戊鼎

国家的出现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，是社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。此前的数百万年，人类社会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；此后5000多年，人类社会主要依赖国家治理而存在和运行。

本文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，即从探寻人类早期原始社会发展到国家阶段的历史谈起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成果和贡献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全称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”，是继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之后又一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。工程由科技部立项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，国内外数十家科研单位、20多个学科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。2001年启动预研究，2004年开始第一阶段研究，2020年起实施第五阶段研究。工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，已取得重大成果：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，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脉络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，提出了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。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了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，筚路蓝缕，跋山涉水，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。研究表明，距今5800年前后，黄河中下游、长江中下游、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发展，产生了文明起源迹象。辽宁建平牛河梁、安徽含山凌家滩、江苏张家港东山村、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、构造宏伟的祭祀遗迹、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大墓。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积石坛、庙、冢组成礼仪祭祀中心，制作各类通神祭祀玉器（如最早的玉龙），社会分化明显，上层权力与宗教紧密结合，形成“古国”形式（神权主导）的区域文明实体。

红山文化 玉猪龙

距今5300年以来，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形成早期国家，进入了文明阶段。良渚文化（以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）以发达的稻作农业、大型营建工程（都邑性城址、祭坛、水利等工程）、精美的陶器（黑皮陶）、事神玉器（琮、璧、钺、冠形饰等）、象牙权杖、纺织品（丝麻织物）及刻划符号为特征，广大区域内具有共同的精神信仰、经济形态和统一的社会管理、资源调配模式，形成了“中央”——“地方”的社会结构、最初的“王权国家”形式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——石家河文化、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——庙底沟二期文化、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，也不同程度具备了“地域国家”特征。

良渚古城遗址公园

良渚文化 玉琮

距今4300年左右，由于环境变化、社会内部演化等原因，长江、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，而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、持续崛起，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格局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规模空前的城址、气势恢宏的宫殿、最早的“观象授时”建筑等，出土陶蟠龙盘、土鼓、鼍鼓、特磬、玉器（璧、琮、钺等）、铜铃、彩绘木器等礼制文物，各方文化因素在此汇聚，有学者认为即“尧都平阳”所在。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以多层砌筑的“皇城台”为核心、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构城址，社会形态上王权与神权并重（城墙砌石雕兽面、嵌玉器），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，出土目前已知最早的骨簧、算筹和数以万计的骨针（生产和分配中心）。

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

陶寺文化 玉神面

距今3800年前后，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，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，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由殿堂、庭院、廊庑、大门组成的宫殿基址、“井”字形道路及铸铜、制陶等遗存，出土了已知最早的青铜容器（成组青铜礼器）、铜镶玉（石）制品和多种作物遗存，学者认为是“太康居斟鄩、羿亦居之，桀又居之”的夏朝中晚期都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二里头文化的玉璋、玉刀、陶盉、嵌绿松石铜牌饰等礼制用器，对外广泛传播，实为中原社会政治礼仪、制度、思想的播散，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、整合各地文明的历史进程，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。

二里头文化 七孔玉刀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绵延不断”的总体特征。研究表明，中华大地上早期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，逐渐融合，形成共同文化基因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诞生奠定基础。距今6000年左右，随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扩散，中国东部广大地区联结在“早期中国文化圈”内；距今5000年以来，长江、黄河流域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，良渚文化北进、大汶口文化西渐、屈家岭文化北上，形成相互作用的文化共同体；距今4500年以后，在各地区文明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中，中原地区积极吸收有益文明因素，呈现出率先发展的趋势，原产于西亚的小麦、黄牛、绵羊、冶金术传入我国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；距今约3800年，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广域王权国家成为“最早的中国”，文化广泛汇聚与辐射，并为商周社会所继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逐步形成中华文明的主体内涵和核心基因，如天人合一、祖先尊崇、奋进精神、和合思想、礼仪制度等，以及玉为贵、龙图腾、铜藏礼等物质文化象征。
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，即：（1）农业、手工业生产发展，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；（2）阶级明显分化，形成了规范社会等级、秩序的礼仪制度；（3）人口显著增长和集中，产生了作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都邑性城市；（4）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（王权），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（国家），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。这一标准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特点相契合，冲破了冶金术、文字、城市“文明三要素”的桎梏，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。

下一步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将围绕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、发展的基本图景、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，继续探索未知、揭示本源，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，不断拓宽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，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与文明比较研究，持续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、阐释、转化工作，力争破解更多历史之谜，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，揭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。

“何以中国”展览讲述中华文明故事

为立足中国大地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，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、“考古中国”项目成果为重要内容，2022年，由国家文物局指导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故宫博物院联合全国29家博物馆举办了“何以中国”文物特展。

展览尝试以意象化的表达，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比作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，将文明的起源、传承、发展比拟于河水的源、流、汇，展现多元一体、连绵不绝、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，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脉络、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、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，概括而鲜明地呈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、中华民族何以伟大、中华文明何以不朽。

展览分为三个单元，三个单元下各设三节，合为“九章”。第一单元“源”，说“多元一体”，关键字是“生”，包括“地理·生业”（“天地之间”）“物产·生活”（“生作在兹”）“思想·生息”（“启蒙奠基”）。从中国地理（地形地貌、周界联系）分析开篇，阐释中华文明的生产力动因（农耕、织造、制陶等），以中国独特的、延续至今的物质文化（青铜、玉器、瓷器、纺织等），揭示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、价值观念、制度体系，强调她们对于中华人文精神的滋养，并使我们成为“中国人”的源泉。特别展示以人为本、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、自强不息、和而不同、天下为公的民族性格的形成，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建构。此单元内容，主要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，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展示。

第二单元“流”，说“连绵不绝”，关键字是“和”，阐释中华文明域内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、与域外文明的辉映互鉴、与自然万物的对话互动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（“血脉相依”）、人类命运共同体（“和衷共济”）、地球生命共同体（“休戚与共”）的辉煌历程。此单元内容，主要讲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。

第三单元“汇”，说“兼容并蓄”，关键字是“民”，“本固邦宁”讲民本，“格物维新”讲民生，“汇流澄鉴”讲民智，合起来就是：崇民本以固金瓯，惠民生以格万物，聚民智以成典籍。既集大成地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、文化艺术成果，更鲜明地揭示一切文明历史都由人民创造、人民享有、人民传承。此单元内容，主要讲述中华文明（基于民生福祉）的灿烂成就。

“何以中国”展览还与《国家宝藏》节目相结合，举办了集土仪式，选取红山、良渚、陶寺等30处代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遗址土样，陈列于故宫文华殿前，与展厅内的文物相呼应，把展览办在中国大地上。公众称之为“大地的眼影”。

“何以中国”展览好比一部可以走入的沉浸式电影，文物是剧中的演员，讲述着中国故事，观众观赏每一件文物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走过历史长河，认识中国。

附录：距今1万年至6千年间中华社会图景

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（属旧石器时代），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。

距今约1万年前，中华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（即一万年文化史），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为重要特征，并伴随着农业发展和定居生活，逐步产生小型村落、中心聚落、城市。

1万多年前，稻作和粟作农业在中国南、北方分别起源。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，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粟（小米）、黍（黄米）。多地出现制陶和小型定居村落遗存。

距今8000年左右，“南稻北粟”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内装石子并有契刻符号的龟甲、最早的酿酒坊、最早的乐器——骨笛。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已知最早的独木舟、漆弓和骨耜。距今约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运用榫卯技术，建造大型（栽桩架梁铺板）干栏式房屋。这一时期，手工业发展，制陶技术进步，各地相继出现玉器，村落数量增加、规模扩大。

距今约6000多年，南、北方都已是典型的农业社会。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显著特征，展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结构和经济、文化成就，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4件石刻蚕蛹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墓中用蚌壳堆塑龙、虎图案。大汶口文化出土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、白陶鬶等精美陶器，剔地透雕、镶嵌等制骨工艺趋于成熟。这一时期，南、北农业交流传播，原始信仰发展，社会阶层分化，精神生活逐渐丰富，纺织、琢玉、髹漆、建筑技术取得长足进步，一些地方出现大型区域性中心聚落（群）和最早的城市营建。